【時報記者張佳琪台北報導】隨著AI驅動的新一輪資本支出循環展開,各國正積極透過政策引導與產業升級,將過去依賴外需累積的優勢轉化為動能。富達國際認為,未來數年觀察焦點在於科技紅利能否帶動投資、消費及生產力提升,推動亞洲從出口驅動走向投資驅動,帶動新一階段成長。
富達國際亞洲經濟學家劉培乾表示,亞洲各國正透過財政政策、產業政策及各項激勵措施,培育AI、半導體、能源、國防及先進製造等新興成長引擎。雖然各市場發展方向相近,政策目標與起點卻不盡相同,如何在通膨、財政赤字、匯率波動與資本流動等多重壓力間取得平衡,為投資市場帶來挑戰。
劉培乾指出,韓國正推動AI與半導體大規模投資,同時面臨典型再通膨循環特徵,科技出口增長推升企業獲利、財政收入及投資活動,而通膨壓力則限制貨幣政策寬鬆空間。台灣則致力引導國內儲蓄投入策略性產業,但若將所得增長及財政支持逐步轉化為消費需求,也可能面臨與韓國類似情況,未來政策可能呈現財政踩油門、貨幣踩煞車局面。
劉培乾進一步表示,日本目標是吸引民間資本投入關鍵產業,政府透過投資導向策略及長期名目GDP成長,以提升潛在經濟成長率,然而財政擴張必須兼顧提升生產力與維持市場信心,避免推升債券殖利率,或迫使日央採取更強力政策。
中國大陸則積極將投資重心由房地產轉向AI、先進製造與能源領域。劉培乾表示,儘管中國大陸科技及先進製造等新興成長引擎持續推進,但轉型進程仍不均衡。疲弱的房地產市場與家庭需求持續抑制通膨,民間借貸意願不足亦限制貨幣寬鬆政策成效,挑戰在於新經濟規模能否抵銷舊有模式的拖累,最終帶動更強勁內需。
劉培乾指出,台灣、韓國與日本正形成財政支持與偏緊貨幣政策,力求推動投資成長同時兼顧金融穩定;中國大陸則因通縮壓力與需求偏弱,保有財政與貨幣同步寬鬆空間。儘管各市場政策分化,全球貨幣環境仍是亞洲經濟重要變數。她認為,美國公債殖利率高檔盤旋,可能限制亞洲央行進一步寬鬆,並對區域貨幣造成壓力;若聯準會過度緊縮,也可能削弱支撐北亞出口及科技循環動能。
劉培乾分析,未來觀察重點在於科技創新能否轉化為持續性在地投資與需求,且各國央行能否有效管理由此帶來的通膨及金融市場壓力。若此傳導機制順利建立,亞洲將有機會從過去以出口為主的成長模式,邁向由投資驅動、內需支撐的新成長循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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